岁月飘逝，历史如书。有时，一块石碑，会静卧成成一叠传奇，自岁月之河升起，叙说历史留存的话语。

在南陵县城区西街一户徐姓人家的家中，保存着一块石碑。它是清乾隆年间所建宋名臣徐公祠碑的一部分，那么，现今的人们从中可以解读出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呢？宋名臣徐公又是谁呢？

碑文曰：“宋名臣徐公勣，字元功，号黉塘，南陵人也”。原来，徐公祠所祭的就是《宋史》立传，旧《南陵县志》列为名臣之首的徐勣。
虽然徐公祠已难觅踪迹，但这块石碑却凝结着一种历史记忆，一段帝国政界往事。

据《徐氏宗谱》记载：宋神宗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，徐勣考中进士，当时是一甲榜眼及第，也就是以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步入仕途，为南陵士子参加国家级人才选拔考试的最好成绩，在千古南陵进士榜中尤显熠熠生辉。

赵宋一朝，以文统武，历代皇帝严格遵循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的祖训，使宋朝成为传统文人最易迸发激情的时代。尤其是宋朝完备和弘扬了科举考试制度，极大地提高了公正性，科举登第者大部分出身于乡户，即一般地主和耕读世家，人才选拔范围大大拓宽，因此，宋朝文人官僚集团蔚为足观，风云际会，名臣贤相交相辉映。

得益于科举考试，更因为哲宗、徽宗前后两位皇帝的赏识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徐勣一路升迁，先后任中书舍人，给事中，授翰林学士。当我们回眸这段历史时，有关徐勣的某些历史密码当可以从这些职位中得到一些解码。

中书舍人，正五品上，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，也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，所谓“文士之极选，朝廷之盛选”，是跃居上位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。

宋朝中央的文职机构中有翰林学士院，能入翰林学士院任职的，都是一些文学之士，实际也是皇帝的秘书处和参谋官员，清要而又显贵。虽然仕途坦顺，但徐勣并没有失去儒家士大夫的本色，他为官清廉、为人正直，关心和同情民间疾苦，并常犯言直谏，论朝政得失，抨权臣弄权。

因政绩卓著，徐勣又先后擢升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显漠阁大学士。他一生的事功达到了高峰。

馆阁学士，是宋朝特殊的制度之一，大学士、学士多为执政大臣之荣衔。宋·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十六说：“国朝馆阁之选，皆天下英俊，然必试而后令。一经此职，遂为名流。”可见，被皇帝赞誉为“立心刚正、积学渊源、制行端方”的徐勣，在当时已有很高的政治美誉度和影响力。

由于与误国误民的权臣蔡京难以共事，徐勣终不复用，于宣和六年即公元1124年致仕返乡，驰驿归田，不问政事了。

“脱却乌纱辞却官，红尘万虑了无关。野蔬春酒随时乐，径菊山花带笑看。”这是徐大学士归来后所写的一首田园诗，他的心情真是如此愉悦吗？毕竟，一位老人在晚年目睹宋金开战，山河破碎的风雨飘摇，经历着“靖康之耻、北宋灭亡”的大事变，他表达的是一种对朝廷失望的态度呢，还是一种对国家深层次的忧患感呢？这只能是一个让后人研判的话题了。

徐勣逝世后，朝廷赠与其资政殿大学士。宋朝，殿学士的资望极高，无职守，然非常人可充任。
《文献通考，职官考八》说：“观文殿大学士，非曾为宰相不除；观文殿学士、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，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。”可见，宋朝的殿学士是专门作为高官，宠臣的荣称，一般官员是不可能荣任的。在宋朝的历史天空中，徐勣留下了自己清晰的印记。元朝时，南陵修建了徐公祠，表达着对一位贤臣的敬意，后毁于兵燹。
明清已降，内阁代替中书省，实际行使行政权。“非进士不得点翰林，非翰林不得入内阁，非入内阁者不与授大学士”，学士之衔，对南陵士子而言，已然远去。

清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，皇帝颁诏天下，要求各地建造古时名臣的宗祠，促成了徐公祠的主修。后几经辗转，只遗存下了祠前的石碑，石碑的碑文为《奉建宋名臣徐公祠碑记》，作者为时任南陵县知县的刘瓒。刘瓒在碑记中高度评价了徐勣的生平业绩，并把他比拟为北宋时的名臣司马光，和教育家程颐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篇《奉建宋名臣徐公祠碑记》既有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，又有情致深婉的微观体悟；它流溢着历史的沉郁柔丽，又张扬着儒家入世意识的飞天啸吟，它与县城区的学士路、古拙的黉塘桥，旧时的黉塘徐氏书院旧址，构成一幅历史的镜像，映射出南陵曾有的一段学士风云。